王静文（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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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一些观点指出，发展不仅仅是供给，供给与需求共同进步才会有发展，要改变工业品的需求格局，把立足点更多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。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，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。

这一看法实际上正在形成共识。在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，有专家指出，从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，相关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，但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率的下降，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，需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，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，释放消费需求潜力。

当前我国经济恢复之所以由“强预期”转为“弱现实”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消费动能不足。除了线下接触型、聚集性消费比较火爆之外，耐用品消费、房地产消费等都陷入低迷。由于终端需求不足，产品供过于求状况愈发显著，进而拖累物价。同样由于消费需求不足，部分企业扩大生产意愿减弱，就业形势严峻，进一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表现。

消费动能之所以不及预期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比如居民收入增长偏慢。一些数据显示，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.7%，2022年降到43%，下降了3.7个百分点，居民收入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，影响了消费能力。此外“伤痕效应”也不容忽视。去年居民部门新增储蓄接近18万亿，今年1-5月超过9万亿，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薄弱，超额储蓄无法向消费转化。

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“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。增强消费能力，改善消费条件，创新消费场景”。今年以来，政策更多集中在发放消费券、举办主题展会，以及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、家居消费等方面。这些措施确实能够对相关消费产生提振，但很大程度上是将未来消费前置至当期。随着政策效应释放完毕，消费可能会重新趋弱。因此，持续性、系统性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正在被有关方面纳入考虑。

我们认为，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。这种转变有两重含义，一是转变“只有形成固定资产才是有价值的”这种传统思维。过去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和企业，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。比如将投资重点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资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的投资等等。

二是转变“促消费要立竿见影”的观念。消费是慢变量，跟就业、收入、预期等密切相关，不可能像“稳投资”一样一抓就见效。如果只注重短期效果，就只能依赖对大额商品消费的补贴或者刺激，但这种措施通常是寅吃卯粮，而且会扰乱企业的正常生产节奏。

其次，形成以稳消费为目标的增长模式和政策体系。原有的稳增长模式更多侧重于基建投资，已经形成了从地方政府、审批部门、项目筛选、金融支持、建设央企、地方平台的一系列配套体系。稳消费政策体系可以参考借鉴：

资金来源方面，可将财政支出重点由建设转向公共服务，更多资金用于民生领域。执行部门方面，不能仅仅依赖主管流通的商务部门，而是将更多部门纳入进来，形成一体化的协调和考核机制。服务体系方面，不一定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服务，而是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公共服务等。

第三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。一方面，通过构建一、二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，加大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调节过高收入，取缔非法收入，形成中间大、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，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，夯实居民养老、医疗保障至关重要。可考虑放开相关服务业的准入，提升在医疗、卫生等领域的供给水平。同时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等，也将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意愿。